大发平台

大发平台最新消息

大发平台

大发平台

32岁的思思（化名）是一名女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有7.9万粉丝。2025年10月15日早上，出门拿起鞋架上的快递包裹时，包裹爆炸，思思被炸到，脸、脖子和左右两只胳膊有不同程度的烧伤，被鉴定为轻伤二级。事件发生在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经冷水滩警方调查，放置包裹的人是思思的男粉丝、时年27岁的刘某强。2026年3月，刘某强被冷水滩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于6月8日在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思思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出席庭审。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法庭上，刘某强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把这件事的起因说成是感情纠纷”。听到这个说法时，思思忍不住打断被告人的发言，“我有证据证明，我跟他没有感情纠纷。”思思提到的证据，是和刘某强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思思告诉记者，2022年7月，她和直播间里的男粉丝刘某强加上微信互动。一年多后，对方在线下找到了思思，见过一面后发出相亲要求，思思拒绝。思思称，刘某强被拒绝之后，多次在短视频平台对她侮辱、诽谤。2025年6月，她提起人格权纠纷的民事诉讼，经法院调解，刘某强需删除相关言论，公开道歉，赔偿思思精神损失费3000元。但这引来了刘某强更加疯狂的报复。起诉书显示，刘某强先后在思思父母经营的店铺放置爆炸装置、用三角钉扎思思的汽车轮胎、向思思家喷射氢氟酸，爆炸案是第四次。被伤害后，再次在法庭上见到刘某强，思思没有听到他的道歉。6月8日的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法官宣布择期宣判。一场官司2025年，思思起诉了刘某强——这位对她纠缠、侮辱近两年时间的、曾经的男粉丝，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名誉权，并传播关于她的不实言论等，祁阳市人民法院在2025年6月4日立案。思思原是短视频平台上的跳舞主播，后来转做过户外主播。思思告诉记者，直播时，为了获得更多流量，她会打开本地推流，2022年，刘某强通过同城定位刷到了她。刘某强作为粉丝在直播间和思思有过互动，也刷过礼物，之后，思思和刘某强加上微信。但思思表示，两个人在微信上聊天并不多。两个人都是湖南祁阳人，同镇不同村。2023年8月七夕，思思和弟弟在祁阳一个广场直播卖花时，提到自己所在的位置，直播背景里，还有这个广场的标志性建筑。思思说，就是通过这次直播，刘某强在线下找来，并邀请思思和弟弟，三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但在之后，这场关系演变为男粉丝对女主播的追求。两天后，也就是2023年8月24日，刘某强提出见面的要求，微信上，他问思思，“你是想直接见个面，还是我直接带媒人上门去你家啊？”之后直接提出见面地点，并表示要相亲，称已经准备好“万里挑一”的红包。思思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是拒绝的态度，一开始，找各种理由委婉拒绝，她解释，这样做是碍于主播的身份，不想得罪粉丝。但在刘某强的不断纠缠下，思思给他发了“兄弟你约我约不出去的”，明确拒绝。刘某强的第二次私自行动，是直接找到思思直播的地点，拍摄下第三视角，发到了短视频平台。思思说，当时父母在老家开棺材铺，她就在那里直播，看到视频后，她要求刘某强删除。她不想再理睬这位男粉丝，刘某强感受到冷落，8月29日，他在微信里对思思发牢骚表示，自己刷礼物刷到28级，“现在连游客都不如”。思思将刘某强拉入黑名单。 思思告诉记者，刘某强所说的28级，是他在平台给不同主播打赏的累计等级，“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28级总共应该是两千多，他给我刷过一千多块钱”。之后，思思发现，刘某强注册多个账号，在她的评论区发表“侮辱性言论”和她被丑化之后的照片。思思试图私下解决这个问题。2024年8月，她发现刘某强微信的后缀是手机号码，直接打过去，和刘某强沟通，要求刘某强不再造谣等，并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抹黑依旧没有停止，于是，在2025年，思思提起了这起人格权纠纷诉讼。祁阳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显示，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其中，被告刘某强需要删除在短视频平台上对思思的侮辱、诽谤言论，并公开道歉，支付思思3000元精神损失费。但让思思没有想到的是，刘某强对她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报复。四次报复被炸伤后，思思报警，警方调取小区监控，让思思辨认可疑人员，她认出了刘某强。冷水滩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爆炸发生的前一晚，2025年10月14日晚上7点，刘某强自制了一个可爆炸装置，开车从祁阳出发，九点多到思思的住处，将这个爆炸装置伪装成快递，放到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2025年10月14日晚，刘某强在思思家门口放置爆炸装置。 受访者供图第二天早上8点多，思思带女儿出门时大发平台，拿起快递查看。因为触碰大发平台，装置爆炸，思思的脸部、双手等部位被灼伤，身后的女儿小部分头发被灼烧，书包也被灼出几个黑点。事发后，思思把过去几个月来的几起异常事件，和刘某强联系到一起，包括她父母家发生的爆炸、自己车胎被扎破、手机屏被东西腐蚀等，她将这些事件告知警方。经调查，2025年5月，刘某强网购了制作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后，趁着夜晚放到思思父母的棺材铺大门横梁上，第二天，思思在棺材铺门口直播时，刘某强用遥控装置进行了引爆。“那是一个临街的地方，一边是小学，另一侧是初中，来往有很多人，爆炸时，我爸爸还在后面工作。”大门横梁被炸裂，炸开的钢筋戳到了思思直播时撑的伞，一根电线被炸断，导致棺材铺停电。同年8月，刘某强为了报复思思，网购三角钉，趁思思在广场直播时，找到她的车，将三角钉放置在车辆后轮处。思思开车离开时，后轮轧上钉子，下午去加油时，才发现后轮胎压不足，去修理店补胎。在思思被炸的十天之前，刘某强曾找到她的住所，利用水枪、饮料瓶等，通过窗户朝她房间喷射氢氟酸——一种有腐蚀性和剧毒的危险化学品。氢氟酸被喷到思思家的窗户、床上和手机屏幕上，导致她的手机屏幕保护膜被部分腐蚀。“警察来我家提取残留物化验的时候，这些残留物经过十天的挥发，还有酸性。”前三次有惊无险大发平台，但思思还是没躲过刘某强的第四次报复。那次爆炸，她的左右上肢、面部、颈部被二度烧伤。起诉书载明，冷水滩区检察院认为，刘某强为报复思思，多次以放置爆炸装置、投放三角钉扎车轮、向思思住房泼洒腐蚀性液体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京报记者 赵敏编辑 刘倩 校对 柳宝庆

声声啼叫穿透密林，在山谷中回荡。那是川金丝猴在呼朋引伴。在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这样的声音每天都会响起。川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灵长类动物。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种群数量达1700多只，是国内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大、密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保护区。随着群众保护意识日渐增强大发平台，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生态多样性持续改善，川金丝猴数量稳步增长。日前，记者走进这片山林，寻找这一变化的答案。接力巡护：见证生态环境一天天变好唐玉林能听懂川金丝猴的叫声：哪些是公猴在警告，哪些是母猴在唤崽，哪些是小猴在玩耍。今年58岁的唐玉林，是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川金丝猴研究中心监测队队长。22岁时，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巡护的接力棒大发平台，已经和川金丝猴打了36年交道，被人称为“猴王”。谈到自己负责巡护的王家山区域，唐玉林打开了话匣子：“这里生活着168只野生川金丝猴，分为7个家族。这只体形不大，却实力惊人；那只嘴巴下边凹进去的，叫‘招财’……”他一边介绍，一边用手指引着记者在林间辨认，就像在介绍自己的老朋友。这些年，唐玉林见证了川金丝猴活动范围的扩大、食物种类的增加，也看见了过去很难见到的绿尾虹雉、林麝、斑羚等动物。“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一天天在变好。”唐玉林说。在唐玉林的影响下，侄子唐小刚也成为一名川金丝猴监测员，这样的监测员保护区共有12名。还有33名一线巡护人员，负责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过去，巡护人员靠的是脚、眼、笔，如今，他们手机里装上了“智绘自然巡护”系统，可以更便捷地录入相关信息和定位。此外，保护区布设了79台红外相机、32套实时监控设备、4台巡检无人机和10套电子界桩。“巡护工作比之前效率更高、精度更高。”唐玉林说。“祖辈靠山吃山，靠的是砍树。我这辈还是靠山吃山，但靠的是保护生态。”唐小刚说。自然教育：让下一代懂得如何守护自然树梢上，几只川金丝猴正梳理毛发，幼猴紧贴母猴，好奇地向不远处的山间小路张望。那里，一群身着校服的孩子正认真听老师讲解，脸上难掩兴奋与好奇。这是一所当地小学正在开展自然教育课。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已有3年，九寨沟县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把生态教育课堂‘搬’进保护区很重要，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守护好生态，更要培养好下一代人，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守护自然、如何守护自然。”汪文说。除了参观科普馆、亲手制作植物标本等常规活动，学生还可以进山，近距离观察各类植物和动物。“这种贴近自然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学习体验。”汪文介绍。担任自然教育导师的除了保护区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四川农业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这里海拔落差大，植被资源丰富，多所院校在保护区设立了科研基地。我们负责采集一手数据，他们负责深度研究。”汪文说，这些科研合作不仅提升了保护区的科学管护水平，也为自然教育提供了更扎实的素材——孩子们听到的讲解，不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基于长期科学监测的扎实研究。生态红利：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过去，保护区周边有不少村民靠砍树卖木材为生。上世纪90年代当地全面禁伐后，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保护区与相邻5个乡镇、17个村（社区）建立社区共建共管委员会，推动环境保护、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工作，既规范了保护区管理机制，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九寨沟县白河乡为例，目前共有32名生态护林员在保护区工作，将于6月底对外营业的生态河谷漂流项目，还将提供45个工作岗位。保护区的生态越来越好，川金丝猴成了这里的名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过去村民并不在意村里的环境卫生，现在各家各户不仅把自家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别重视村庄的总体环境。”汪文说，“村民们打心底明白，环境好了、游客来了，收入也就提高了。”“保护区对白河乡旅游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白河乡乡长黄卫介绍，不少村民看准商机，办起民宿、售卖当地特产，目前全乡共有民宿房间700间，“去年全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0万元。”周边村庄还建起生态果园。白河乡太平村现有400亩矮化密植苹果园。眼下，5个品种的苹果长势正好，预计今年产量可达40万公斤，采收季节能为务工村民带来约2400元的人均收入。黄卫介绍，当地正依托果园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果园观光、采摘等项目，“体验更丰富，相信来的人会更多。”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不是孤例。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每一片被守护的山林背后，都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编辑 辛婧

大发平台

发言人张晗答问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记者李寒芳、马欣然)

大发平台

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那头母猪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它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它。27岁的冯翊是福建一家养猪场的猪二代，2022年底他选择继承家业，开始在猪场轮岗。2023年初，他曾照顾过这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最终都会被处死。但母猪才刚刚分娩，还有9头小猪需要哺乳，冯翊便把它留下来照顾了三周，每天用瓢一口一口喂饲料给它。母猪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吃饭时眼睛睁得很大，偶尔有饲料洒落，也会使劲伸出舌头舔舐。但即便如此，等到小猪断奶，不再能生产的母猪就不具备利用价值，面临被处死的结局。厂里的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冯翊本想摸摸母猪的头，但怕人笑话，于是蹲在地上与它对视，“希望它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它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集约化养殖场里，会处死大量因生病或残弱而被淘汰的动物，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事实上，消费者在市场里购买到的一块块切好、干净的肉背后大发平台，是一套包括育种、繁殖、饲养、运送、屠宰、包装、分销的系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套运行机制里，动物是何种方式被对待，养殖场的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这一残酷之面。过去一年，冯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的真实经历与观察，逐渐让更多人开始正视动物福利与从业者的道德损伤。冯翊在养猪场。受访者供图 为何要摔死小猪崽最近，冯翊开始“刻意”地在来访猪场的记者们面前演示如何处死一头小猪崽，试图借此告诉公众，基层养殖人员这个不被社会所关注的职业，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尽管记者们是被他身上的另一面所吸引，海外留学、干过互联网大厂，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家养猪。现在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这个动作——把小猪举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强的小猪会在地上挣扎，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冯翊会把小猪扔到猪圈的角落，用脚上穿的钢头鞋结果它。在工厂里，资源是有限、需要被极致利用的，包括用来赚钱的动物。作为养猪场老板的儿子，冯翊很能理解这套商业逻辑。他所在的养猪场里，通常一头母猪能产下18头小猪。但母猪只有14个乳头，这就意味着有4头小猪无法争抢到奶水。最开始，养猪场会对弱猪进行人工干预。冯翊会像抱着小婴儿一样把小猪放在怀里喂奶。每次冯翊路过，这些他喂过的小猪会像小狗一样屁颠屁颠跑过来，仰着头拱人，舔他的手。但这种情感联结在效益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冯翊并不能决定这些由他亲手照料、已经拥有感情的小猪的生死。体重与生长速度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每天，养殖员都会巡查圈里小猪的生长情况，被判定生长潜力过低的小猪会被处死，“把这头浪费一个乳头的小猪处死，其他猪喝的奶不就多了？”第一次摔猪是2022年大发平台，冯翊刚进养猪场的第二天，一头小猪得了关节炎，但治疗两周都未好转。同期进猪场的女生因为不忍而拒绝，但冯翊照做了。即使接过小猪时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是老板的儿子，也是不能袒露脆弱的男性。彼时冯翊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件事的分量，他只是觉得人生很失败，两年前他还坐在写字楼里，现在却在杀猪，对于这个职业他没有丝毫认同感。产房里每天都有小猪出生，这些小猪里有一半会被母猪压死，剩下一半的幸存者里，又会有一半的小猪会被淘汰。按照这个比例，冯翊基本上每个星期就要处死三十头小猪。“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在摔猪训练中，冯翊逐渐学会了用这样一套观念说服自己。这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说服。2025年7月，动物医学专业的李叶被分配到贵州一家养殖场实习。在这里，处死弱猪的方式是抱住它，然后狠狠往栏杆上砸。李叶不敢看，也不敢做，但小猪痛苦的叫声仍然会传进她的耳朵里。最后，没有完全死亡的弱猪会在麻袋里轻微扑腾，被拉到猪圈外，拿出来一排排摆好、用油性笔标号、拍照登记。李叶所在的养殖场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的死亡常常与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关联。有的是因为吃了发霉饲料，胃胀气而死；而在生产中死亡的大发平台，则多与瘫痪有关。瘫痪的背后，一方面是饲料长期缺钙导致的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也与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有关。自7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养猪场的配种部门，母猪通常生活在狭小的单体栏中。受访者供图 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两人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偷偷给母猪喂点水，直至两个星期后母猪死去。这位在养殖场工作了20年的主管告诉李叶，即使已经习惯了一些残酷的画面大发平台，“还是不能理解，老板为什么不可以花一点点钱去避免一些东西。”李叶也曾问过同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样子。只有少数女性员工告诉她，一开始也不忍心，“但是你干这行的，你又得这么做。”在养殖场，平均一个人照顾几千头猪，工作量极大。而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将动物作为情绪发泄的工具。因为长期接触粪水，李叶的手指关节处全是裂开的小口。每次强迫猪移动时，瘦弱的她就得硬着头皮用力提，手和腰常常被拉伤，腿也被猪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她曾亲眼见到一头健康但有些倔强不肯动弹的猪，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铁锹轮番击打，但这头猪硬生生活了下来，不过它得了肺部疾病，晚上李叶能听到它发出的沉重呼吸声。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集约化养殖场里。4月底，冯翊与朋友来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养鸡场里进行动物福利考察大发平台，一只骨折的鸡在地上无法动弹。如果选择治疗，费用甚至会超出卖出鸡赚得的利润。如果无人处理，这只鸡的结局是在没吃没喝中死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鸡处死。”冯翊说。当着记者的面，他把这只鸡拎了起来，用力扭断了鸡的脖子，“这个时候人心越软，它越痛苦。”“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从业者每天在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天要经历十几二十遍……但这个负担等于是加到了我的身上，也加到了一些从业者的身上。”冯翊边说边把鸡丢到地上。其他鸡围拢过来，对着死去的同伴啄了几下，飘起几根羽毛。冯翊在养鸡场里处置一只骨折的鸡。金晶 摄 集约化养殖场的选择处死小猪，不仅因为养殖场中有限的资源，还与整个集约化养殖场的运转方式有关。本质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节奏、进行批次化生产管理的动物蛋白与脂肪的生产工厂。一头种猪的一生，大致要经历配种、分娩、育肥、屠宰几个流程。生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在配种部门被授精、怀孕，临近生产时被赶到空间稍大的产房分娩、哺乳。大约8周后，小猪断奶，母猪再次回到限位栏，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环。而合格的小猪们，则会被送往育肥部门，养到几百斤后，坐上卡车去往屠宰场。为了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约化养殖场执行“全进全出”的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猪一起进、一起出大发平台，不同猪舍的猪不能混养。这意味着时间节点是刚性的。出生8周后，所有的小猪必须离开产房，“不管是活着离开，还是死着离开。”因为猪圈数量有限，要立刻冲洗，否则下一批母猪就没有干净的猪舍分娩。体重不达标的小猪无法转入育肥部门，留在产房里继续喝奶又可能对新出生的小猪造成感染。处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同样被纳入这套严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约化养殖场通常实行封闭式管理，两三个月才能轮休一次，进出均需先隔离2天3夜。员工每天进出猪圈都需洗澡，平均下来一天要洗四次，一些养殖场甚至要求员工上传挤了洗发露的头发照片以证明自己。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动物实验。当时，人们将大量动物圈养在狭小空间内大发平台，统一投喂饲料。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很快被美国养鸡业采用，并逐步推广到欧美的猪、牛、羊等经济动物养殖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政策扶持下，中国的集约化养殖开始起步。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支持建设饲料厂、引进国外种畜。地方政府也通过税收减免、优惠土地租赁费等手段，推动畜牧业及其配套产业发展。有研究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与中国畜牧业年鉴推算，198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中，猪肉增长了2倍，牛肉增长了13倍。2025年，全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肉类占有量为72.3公斤，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平时，这套节奏严丝合缝，维持着养殖场的高效运转。但一旦疫病来袭，流转就会被迫中断。长期关注动物议题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专业博士秦季，将疫病视作对集约化养殖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经常说感谢农场动物，但是一旦有疫情发生，这些动物完全没有存活的余地大发平台，连治疗的基础设施也没有。”2020年冬天，大专毕业的胡松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经亲戚介绍进入了河北一家大型连锁养殖场工作，却没想到碰上猪瘟，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刚来一个月，胡松所在的单元爆发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了避免传染，怀孕的母猪无法转入产房，只能在限位栏里生产，许多小猪顺着栏后的黑色小洞掉进了粪坑。胡松打开粪坑盖，里面漂满了白花花的小猪，几乎无一幸免。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养殖场的残酷。疫病迅速扩散，产房也检测出猪瘟阳性。因为人手不够，胡松被调去帮忙，“噩梦开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处死检测出猪瘟的大猪小猪。剩下健康的小猪，胡松精心照料了一个月，眼看逐渐长大，却又收到全部处死的通知，老板告诉他，“没有人会要这种猪，留下来也是浪费饲料。” 胡松很抗拒，“我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但身边人劝他，不杀就会死更多猪，他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照做。胡松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猪圈里几乎快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死猪。他也被隔离，搭了张简易床睡在潮湿的猪圈里。猪瘟期间，胡松睡在猪圈里。受访者供图 坚持了半年，胡松再也无法忍受，最终选择离开。生活中的他养着一只小猫，对动物有着本能的亲近。这几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尔在社交媒体刷到与养殖场有关的内容，那段痛苦的记忆又会重新浮现。处置动物还有哪些更人道方式如果一定要处死动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以安乐死为例，一位曾在养殖场工作十年、后来转行做兽医的员工估算，处死一头四百斤的母猪，成本至少需要100元。转行之后他才意识到，许多当年被自己处死的动物其实都可以救活，但治疗成本至少也要一两百元。因此，养殖场一般选择用氯化钾、消毒液等更便宜的药物替代。另外，安乐死除了药物成本，还包含专用器械费用与麻醉药物管理的人力成本。“把那头小猪从猪圈里拎出来摔死，可能5秒钟就够了，但安乐死可能要花两三分钟。”冯翊解释，这也是时间成本。目前动物保护领域推崇的人道处死方式是通过惰性气体快速、尽量无痛地使动物窒息死亡。冯翊曾向朋友询问麻醉气体的价格，对方告诉他，氩气价格是氮气的1.7倍，氦气“建议不要考虑，最近一天一个价”。一家气体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价氮气、氩气、氦气分别大约60元、70元、400元一立方米。但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200斤的猪肉也就能卖个一千块钱”，企业很难接受这笔额外开支。冯翊打消了这个念头。长期走访台湾养殖场与屠宰场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副执行长陈玉敏也观察到，“养殖场更愿意把成本花在能养活卖钱的动物身上。”目前，冯翊所在的养猪场能做的是在厂内建立起零成本的规范，比如禁止暴力赶猪，鼓励员工互相监督，违者将会被严肃处理。成本之外，执行层面同样存在困境。养殖场里直接处理动物伤病和死亡的，大多并非专业兽医，而是缺乏系统训练的普通从业者。陈玉敏观察到，许多从业者不知道如何正确、快速地处死动物，导致动物没有完全死亡就被丢到外面，在痛苦中挣扎更长的时间。为此，她目前正在台湾推动养殖场严格上报处死动物的头数与处死方式，并呼吁配备专职的动物福利监测官进行监督，“但整体进展非常缓慢。”动物福利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是在2004年，《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提出“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动物福利”，但未涉及农场经济动物。直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改善畜牧繁育、饲养、运输条件和环境”，才更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动物的权益保护。2014年，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出台，要求猪场设有弱、残、伤、病猪只特别护理区，保证猪能够自由转身。此后，肉牛、肉用羊、蛋鸡、肉鸡的相关标准陆续跟进。欧洲不少国家也逐步开始取消养殖场的限位栏。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动物保护法治研究所所长钱叶芳认为，这些规定整体上“还是很有限”。根据我国疫病控制中扑杀动物的福利标准，对染疫及疑似染疫动物应采取电击、气体或药物等方式处死，这意味着前述胡松所在养殖场在疫病暴发时的处置方式，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钱叶芳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染疫动物都要求人道扑杀，弱猪和非染疫动物同样不应以摔死等方式处置。但现实是，相关标准目前仍处于倡导阶段，没有强制力，难以监管。即便如此，已有一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主动寻找能够改善的空间。国内一家大型养殖场经理刘垒垒说，近年来他们开始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分会对接。协会依据《农场动物福利要求》团体标准到现场进行考察与资料审核大发平台，通过后的企业，将会得到由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奖”。企业可将相关标志印在食品包装上，消费者也可在官网查询获奖企业，自主选择是否购买这类来自高动物福利养殖场的肉类产品。刘垒垒介绍，考察范围主要包括养殖、运输和屠宰三个环节，其中涉及诸多细节。以养鸡场为例：每日需保证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抓鸡的方式和时间要合理，避免造成惊吓；运抵后需静置，待鸡情绪平稳；屠宰过程中要设置挡板，不让鸡看到屠宰现场等等。但刘垒垒也坦承，这套机制目前仍不完善，质量体系、控制程序、备案等工作尚未建立，消费公信力也没有真正确立，“这还有大量的工作，不是单单一个标准能够完全支撑起来的事情。”此外，在招收员工时，刘垒垒会提前告知应聘者养殖场的环境和偶尔需要处死动物的要求，并有意识地招募夫妻工，让他们在高压环境中能够彼此照应。“不然会憋闷的，烦躁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了，养殖场里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他看来，改善动物福利并非单纯的道德考量。减少从业者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和畜产品质量，对人和养殖场的运转来说，都更可持续。养殖场员工面临的道德困境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台湾著名学者、《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作者钱永祥认为，很多问题无法得到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吃肉的人究竟能不能谈动物福利，钱永祥认为是可以的。他坦承自己也并非素食主义者，也理解有些人没有办法不吃肉。但无论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观点是：对于动物产品，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建立共识。就在冯翊以为自己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时，却在某天发现自己“病了”，他总是想吃东西。猪场是封闭式管理，点不了外卖，冯翊就用清水煮面条，再加点盐调味，吃到恶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撑’的状态。”在猪场封闭式待了两个月后大发平台，冯翊胖了十几斤。走出猪场，他觉得恍惚，连听到汽车鸣笛声都感到害怕。他以为是因为压力太大大发平台，但紧接着是长达三年、与猪有关的梦魇。直到2025年8月，冯翊浏览到一篇文章，才终于明白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确诊了PITS——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2021年一项英国研究显示，长期直接接触畜禽养殖的一线从业者，抑郁与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内疚、羞耻、恐惧、情绪低落等负面心理状态；其中养猪户抑郁风险最高，可能患病率达47%。不少相关研究还表明，此类心理压力还会引发失眠梦魇、酒精依赖等问题，并与从业者攻击性增强、犯罪行为上升存在显著关联。而在心理学上，相关研究认为，养殖场员工面临的是一种道德困境。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道德理想行为相矛盾时，这种冲突会让人进入道德失调的状态。若这种冲突未得到解决或持续加剧，则会进一步变成道德困扰，最后发展为持续性的道德创伤。秦季认为，在养殖场，一个有同理心的员工，本来更有助于照顾好动物；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又恰恰要求他不断压抑这种同理心。为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撑下去，人往往需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能够在工作中完成杀戮的自我，和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还能正常存在的自我。但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损耗。在她看来，这从来都不是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李叶在养殖场照顾的小猪们。受访者供图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房顶上的蝙蝠叽叽喳喳大发平台，李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开始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总是吵得她睡不着。在学校，李叶上过一门叫动物福利法的课，老师告诉她，“我们可以让经济动物在死去前过得稍微幸福一些。”李叶抱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养殖场，她和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见的那头母猪变得渐渐熟悉起来。李叶偶尔蹲在那头母猪旁边，给她看手机里宠物猪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原本躺着的母猪，会站起来舔舔她的手，抬头看着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翊、李叶、胡松、秦季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 金晶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